主持人 范思立

嘉宾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汪惠青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吴 疆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臧红印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共识，碳中和全球行动如火如荼。4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是继去年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后的又一次庄严承诺和宣誓，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但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实现碳中和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大压力。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的专家从全球碳中和行动谈起，针对中国碳减排面临的国内国际压力，建议我国重点应在哪些领域着手行动。期望在众多“双碳”的研讨中，能以冷峻务实的态度直面我国碳减排任务，并将其化为深入骨髓的自觉行动。

全球开启碳中和行动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人类共识，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发布各自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否可以说“开启了全球碳中和行动”？

张茉楠：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在2010年前就已实现了碳达峰。目前，全球已有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其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南非等计划在2050年实现该目标。

汪惠青：从国际经验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在20世纪末就已陆续实现碳达峰，并朝着碳中和目标不断努力，主要国家纷纷发布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结合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积极制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案。

美国通过发布政策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计划拿出2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等。

德国通过立法形式规定2050年实现碳中和，明确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林等不同经济部门所允许的碳排放量，并规定联邦政府部门有义务监督有关领域遵守每年的减排目标；在2030年率先实现公务领域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从2021年起启动国家排放交易系统等。

日本也是通过发布政策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15年内逐步停售燃油车；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较目前水平提高3倍，达到50%-60%；最大限度地利用核能、氢、氨等清洁能源；将在2021年制定一项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收费的制度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为积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今年以来，国家各个层面密集出台碳达峰碳中和计划和路线图，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正在逐渐落实为具体行动。

我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

中国经济时报：我国向国际社会作出郑重承诺，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面临着发展的重任，请问目前我国碳减排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张茉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碳中和承诺对实现全球净零排放至关重要。我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更陡峭的节能减排路径，面临的压力巨大。

欧美早在2010年前就已实现了碳达峰，而我国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持续上行中，未来碳减排任务艰巨。相较于欧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50-70年过渡期，我国碳中和目标隐含的过渡时长仅为30年。因此，在碳中和目标下，我国碳减排形势严峻。

一方面，我国碳排放全球居首，2010年到2019年我国碳排放增速为21%；另一方面，我国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能源结构尚待优化。但近年来低碳转型成效显著，碳强度大幅下降；风电以及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不断突破，森林覆盖率再上新台阶，森林碳汇能力逐步提升。

未来为实现碳中和目标，预计在节能、清洁能源替代、电气化进程加速以及碳捕获技术发展四个最主要的碳减排举措方面，特别是工业脱碳涉及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对中国经济社会而言是全方位的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不仅面临国内经济发展的压力，而且也需要直面国际社会的压力。请问在此背景下，如何判断中美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前景？

张茉楠：中美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智能电网绿色低碳智慧交通、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低碳智慧城市，气候友好型农业，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增加碳汇，绿色金融、碳市场等领域，双方都有合作基础。但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碳中和框架下中美博弈更趋激烈。

美国政府会将贸易与气候挂钩，采取强有力的新措施来阻止其他国家违背其气候承诺，对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征收碳调整费或碳排放配额，对合作伙伴承诺实现增强的巴黎气候目标提出条件。目前美欧双方正合作推动全球新的碳标准和碳边界调整机制。此外，美国将根据合作伙伴在气候保护方面所作的承诺来制定未来的双边贸易协议。设立新的绿色贸易壁垒，通过征收“碳关税”来限制来自中国的大宗高耗能、高排放商品的进口，缩小对华贸易逆差。

与产业政策挂钩。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将不允许其他国家不顾环境污染的发展经济，将对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的碳排放水平高的产品征收碳调整费或配额。

通过碳中和重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建设一个现代化、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和一个公平的清洁能源未来”文件中，拜登认为，我国在电动汽车方面已超越美国，美国应该加快自己的研发，重点发展电动汽车的国内供应链，重新定位美国汽车工业，进而赢得21世纪竞争。

与此同时，中美气候合作会受到美方政策易变性的影响。美国两党在气候政策上按党派分野，且围绕气变问题上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激烈。因此，从长期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在积极和消极之间交替变化的气候政策证明了这一点。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京都议定书》，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2016年奥巴马政府宣布加入《巴黎协定》，2017年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拜登政府2021年又“回归”。倘若4年后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有很大可能又发生大调整。

在能源政策上，美国两党有各自不同的战略考虑：民主党支持多样化的新能源政策，希望开发核能、生物能源、太阳能等各种新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而共和党则更倾向于依靠传统的化石能源，主张开发近海石油和内陆石油、页岩气等。能源政策明显带有党派之争的色彩，而背后更有不同利益集团的支持。可见，未来美国气变政策和能源政策仍会给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带来较大的变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极具挑战的系统工程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面临国内国际巨大压力，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更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请问我们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着手行动？

张茉楠：未来五到十年是我国绿色转型的窗口期。作为碳中和目标提出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进行了全面部署。因此，将需要规模巨大的绿色投资。计量模型测算显示，如实现减排所需的巨额投资，则有望在未来十年内拉动我国GDP增长5%左右。

吴疆：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在安全方面，应最大限度保障高于平均消费水准的供应体系，维护能源系统安全稳定的底线；在经济方面，应持续追求技术进步，最大限度降低低碳能源的单位成本与系统成本；在生态方面，则应依从技术进步的客观节奏，逐步实现能源结构清洁化—节约化—低碳化的转型。

即使在碳中和情景下的能源系统中，依然不可能完全排斥化石能源；如果储能等相关技术进步未达预期的性能质量与成本底线，甚至还必须保持相当比例的煤电装机容量作为系统安全稳定的可靠支撑。德国能源转型的实践中，在削减核电、提高风电光伏的同时，并未贸然刻意大规模提前退役煤电，煤电、水电、气电等可控性支撑容量始终保持与用电负荷的规模基本匹配。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在“品类多样化+来源多向化+模式多元化”条件下才可以支撑。

“十四五”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第一个五年规划，重点和难点则在于，既要立足眼前，满足现阶段的能源安全需求、配合抵达能源消费峰值，又要放眼长远，积极开启指向于碳中和目标的方案论证、技术探索，包括在体制机制方面，尽快切实推进转型，从规模发展型、转向技术进步型之治理体系，以治理体系转型带动能源低碳转型。

臧红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系统工程，涵盖能源、经济、社会、文化、气候和环境等众多领域，涉及政府、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需要凝聚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同行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除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外，还应结合国情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等角度系统施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转型升级需要加快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如打碳达峰碳中和+北京“两区”建设等政策组合拳，推动北京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产业发展战略机遇。

二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需要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重要路径。如区域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创建产业集群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过程。

三是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等需要加快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如工业领域推进绿色制造以及绿色制造技术的创新本质具备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的特征。

四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加快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恰恰就是助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的最好实践。

五是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建立不同类型的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全面开展全国碳市场建设和配额有偿分配制度建设，出台纳入环境保护税的碳税政策。发挥政府在碳达峰碳中和行动中的主体责任，把碳排放控制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党政领导综合考核等范围。推动合同能源管理、污染第三方治理、环境托管等服务模式创新发展。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加快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并将相关的政策制度体系为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提供借鉴。

六是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快绿色产业、创意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绿色低碳化、信息数字化和智能自动化等融合发展，助力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治理。

汪惠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全面低碳绿色转型，面临大量的投融资需求，需要发挥金融的助力作用。

一是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引导作用。较完善的制度体系，是金融发挥助力碳中和作用的重要保障。从国际经验来看，欧美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律制度建设，强化政府引导作用，推进金融支持碳中和。虽然我国正不断推进金融支持碳中和的相关制度建设，但统一的绿色金融发展标准体系并未形成、环境与气候信息披露体系建设有待完善、绿色金融相关立法尚需推进。未来，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在金融支持碳中和方面的监管力度和引导作用。

二是重视市场作用，调动多方协作参与碳中和的积极性。在金融支持碳中和的问题上，各国实践经验都表明，政府主要起引导作用，市场才是充分发挥金融助力作用的关键。因此，需要重视发挥市场作用，一方面，加强政府与金融业、金融业内部、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等的沟通协作与信息共享，提升市场透明度，打破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融资瓶颈。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加快碳中和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调动社会投资者的参与积极性。

三是因地制宜进行区域模式创新。为充分调动全国金融业支持碳中和的积极性，中国设立了多个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借鉴美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的经验，可以进一步扩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范围，总结实践经验，在绿色低碳发展的总框架下，结合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金融支持碳中和的区域模式、产品及服务创新。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扩展气候投融资平台。实现碳中和，需要全球合作应对。近年来，中国在G20、IPSF、NGFS等多个国际绿色金融平台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乃至全球碳减排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不仅需要持续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制定国际共同分类标准、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等方式，增强中国气候投融资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带来国际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而且需要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带着绿色低碳理念“走出去”，通过“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多渠道推动全球气候投融资发展。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21-04-29